中共四大与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即全力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许多共产党员成为当地国民党改组的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俄也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先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国民党政治顾问，协助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纲领，孙中山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革命内容。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合作后，中共集中全力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从二七惨案后陷入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3000多华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成为“二七”以来工人运动复兴的信号。同时，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建立起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军组织。此时的学生运动亦针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开展斗争，形成了第二次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日益壮大，至四大前的两三个月，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94人，青年团员人数达2365人。同时，中共在经过5个月的国共合作后，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蔡和森回忆说：“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和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另一方面，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中共在准备召开四大时，希望能从共产国际得到指导，并请其协调与鲍罗廷的关系。为此，陈独秀曾特意致信维经斯基，希望他再次来华。
在国共合作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愈加凸显出来，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加剧，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他们或对共产党提出“弹劾案”，或发表“护党宣言”，极力反对国共合作。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1924年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空前的大变动，如何面对革命的新形势，如何领导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已经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维经斯基来华指导四大的准备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四大应该在1924年召开的，但是，由于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会议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召开四大，7月前后，有些地区已决定了参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确定将于11月召开四大，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
是时，共产国际已感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同时认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从左的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亦须变更。在这种情况下，1924年11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派维经斯基再次来中国，以协调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与歧见，并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于11月底12月初到达上海后，立即参与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调处了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关系。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委员们对于各种草案都要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最为详细，争论较多。首先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各委员的见解很不一致。陈独秀、彭述之等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经斯基则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陈独秀他们的观点了。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次大会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三大上“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另外，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了。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中共四大召开和缓和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924年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到1925年1月。
代表们带着英文课本出席四大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址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是租来的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课椅，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
出席四大的代表共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了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代表有：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广东的杨殷，湖南的李维汉，湖北的陈潭秋，山东的尹宽，北京的范鸿劼，上海的李立三，江西安源的朱锦棠，天津的李逸，直隶唐山的阮章，青年团的张太雷，旅莫支部的彭述之，旅法支部的周恩来，以及特邀代表汪寿华。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黄平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由于缺少原始文献资料，关于四大代表的名单，全靠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某些片断材料，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本文采用了其中一种说法。)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 。同时，“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能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同时，代表们也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失误以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最后，大会希望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
在四大前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告，他还临时提议，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谴责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的分裂活动。草案宣读后，由于很多四大代表不熟悉联共（布）的情况，好久都没有人表态。最后经过彭述之解释说明，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各地代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情况，其中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着重谈了广东的军事状况。因为瞿秋白、谭平山在会议进行4天后才赶到上海，为了等待他们，会议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了16日讨论。
四大的争论和决议
四大召开时，组织了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对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各项议决案草案加以讨论和审查，其中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讨论和争议最为激烈，主要的争论焦点有：一是有些人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坚持此说的列席代表张申府在会上重提反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二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的原稿中，提出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最后的议决案中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李维汉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四大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十分可贵的。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第四届中央委员的产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选举，而是由上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事先拟议的一份名单交给大会表决。大会一致同意新执行委员会名单，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棠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另外，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从四大开始，我党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称改为“总书记”，将原各级执行委员长改称“书记”，这一称呼一直沿用了下来。
四大的会议气氛很好，彭述之在会后写给旅莫支部的信中说：“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出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四大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加速到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四大召开时，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极其错综复杂，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严峻局面，党迫切需要为了解决各种矛盾而提出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
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孙家栋的身边事
孙家栋，男，1929年4月出生，辽宁省复县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先后担任我国北斗导航工程、月球探测工程（一期）的总设计师，为突破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的总体技术，开创发展我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说孙家栋工作上的种种辉煌业绩，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今天我们就说点特别的，说说他的“身边事”——他的生活和家庭。
家有贤妻
那是1959年8月，孙家栋与哈尔滨姑娘魏素萍喜结连理。婚后，魏素萍很快由哈尔滨调到北京，在航天系统的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穿上白大褂，戴上听诊器，她是个好医生；回到家里，家务全包，她又是个好妻子。1967年12月，魏素萍就要临产了，可孙家栋正在参加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作，整天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孙家栋有时想晚上抽点时间去看一看夫人，可他这个“拼命三郎”真的没有一点空闲。女儿在北京平安出生后，魏素萍躺在医院的床上很伤心，看到别的产妇都受到家人全心全力的照顾，自己的床边却见不到丈夫的身影，想到这，魏素萍一阵阵心酸。第二天晚上，魏素萍总算把孙家栋盼来了，可他到医院的时间太晚了，由于晚上还有等待处理的急事，孙家栋看了看孩子，也就仅仅停留了十几分钟，便匆匆离去。还有一件事让魏素萍总是想不通，为此她没少生气。那时家里装了电话，经常深更半夜电话一响，孙家栋便会从床上跳下来，连衣服也不披一件，就到外屋去接电话，一捧起电话就像开会讨论问题似的没完没了。每当这时，魏素萍就会拿着大衣跟过来给他披上，然后默默地离开。可是，有时不知是不愿让老伴听到他谈工作的内容，还是嫌老伴在旁边影响他的谈话，孙家栋总用眼睛瞪她，示意她走开。有一次，他接电话时，一边捧着电线不够长的电话，一边斜着身子伸出脚尖把门关上，这下惹恼了魏素萍：“这家里就我俩，你工作上的事就是再保密，也不至于这样防备我吧？真是职业病！”不过，话虽这样说，魏素萍却从未真的往心里去，她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丈夫的工作。孙家栋心里明白，当时中国的导弹、卫星研制刚起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只能沉默寡言，秘而不宣。其实，孙家栋的心里还总是惦记着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老伴。一次，孙家栋出差新加坡，其间有片刻闲暇，陪同人员提议出去逛一逛，孙家栋却提出要去卖女鞋的地方。当陪同人员领他到了卖女鞋的地方，才知道他是想给老伴买双合适的软鞋。大家都明白“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的道理，所以只能帮着介绍鞋的种类和品牌，因为不知道尺码，也不好过多地“参谋”。就在这时，孙家栋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张纸，说这是比照老伴的脚画好剪下来的样子，说着把这纸样塞到鞋里进行比对。这个场景，让在场的人大为感动，既为他这种科学家认真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对老伴的真切关心所感动。
情系病榻
1994年11月24日，作为我国第一颗大容量通信卫星工程总师的孙家栋，已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火箭、卫星都已测试完毕，太平洋上的远洋测量船和国内各个测量站都已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发射场的各项工作都已就绪，卫星发射进入到最紧张的时刻。
这一天，魏素萍突然患了脑血栓，医院对她进行了紧张的抢救和治疗，即便这样，她的半边身子还是失去了感觉。
当天，消息便传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发射场，几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唯独孙家栋不知道。作为一个高层领导，发射前夕，责任重大，同事们没敢把魏素萍的病情告诉他。
一周后，卫星被成功地送入太空，多日来疲劳、紧张，突然一放松，孙家栋顿时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无力，而这时还需要他立即回北京主持与美国航天代表团的谈判。孙家栋支撑着自己疲惫的身体，咬牙完成了谈判。在会谈文件上签了字后，当天，孙家栋便累倒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直接抬进了附近的医院。
孙家栋住进了医院，这才惦记起老伴这一段时间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当初到西昌后与老伴通电话时，心里想的都是卫星方面的问题，总是催她“快讲”，用公家的长途电话别太啰唆……
孙家栋很快弄清了情况，经他的再三要求，老两口住到了北京同一个医院接受治疗。为了不让老伴替他担心，孙家栋提前想好了对老伴该说些什么。他见老伴病得很重，满怀歉意地说：“最近工作太忙，脱不开身，要不早来看望你了。”而魏素萍看到老伴苍白的脸上满是憔悴和疲惫，就猜到他是生病了在住院。魏素萍虽然患了脑血栓，言语吃力，但她连说带比画，向医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她要如实了解孙家栋的病情。后来，医生同意了她的请求，并按他们的想法，把老两口安排进了同一间病房。
魏素萍出院后，身体半边麻木，不仅腿脚不灵活，连胳膊和手也不听指挥。为了让魏素萍的四肢恢复正常功能，孙家栋在精神上鼓励她，在生活上照顾她，从百忙中挤出时间，和她一起锻炼身体。
爱情如阳光、雨露一般，温暖、滋润了魏素萍的心，一年后，魏素萍竟奇迹般地康复，让身边的人都惊讶不已。
谦谦君子
记得还是女儿出生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孙家栋休息在家，打算帮老伴点火做饭。别看他在工作上大智大勇，做起家务活却笨手笨脚。不知是柴不干，还是煤不好的原因，炉子里的火总是只冒烟而不着火。孙家栋趴在地上，鼓着腮帮子对着火炉使劲地吹，直吹得浓烟翻滚，却不见火苗，黑烟、柴灰弄得他两眼淌泪，脸像涂花了的黑包公。这时，恰巧一位领导同志办事途中顺便来看他，见状后“哈哈”大笑，说：“孙家栋呀孙家栋，研究院的大部分职工都用上了煤气灶，你这个当领导的却趴在这个破煤炉下弄个大花脸，你这是怎么搞的嘛？”
那个年月，物资紧缺，连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煤气灶更是要按数量分配，身为领导的孙家栋，每次院里分配煤气灶，他都是先让给别人，所以自己家一直还在烧蜂窝煤炉子。为这事，老伴心里总犯嘀咕，她对孙家栋说：“煤气灶这玩意儿，各单位都是男方分，你们那儿怎么就没有轮到你的时候？”后来她才算搞明白，孙家栋总是学雷锋先人后己。
工作上，孙家栋取得了辉煌业绩，采访他、宣传他的机会很多，但他一贯的原则是能推则推，能拒则拒，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居功自傲。
有一次，孙家栋与老朋友聚会，席上谈到社会上一些人，包括科学界、学术界对待技术成果和名利的一些不正之风，他的一位老同学动情地说：“孙家栋在中国航天发展中做了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很多都不被人知道，他计较过了吗？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应该拿孙家栋同志做榜样，拿他跟自己对照一下……”这时，孙家栋憨憨地夹了一筷子菜放到老同学的盘子里，说：“吃这个，吃这个，这可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
众人“哈哈”大笑，面对夸奖，孙家栋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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