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的贡献与局限
党代会的历史细节
一直以来，无论党内还是学界，对党的五大的评价向来不高，认为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没起过什么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着大批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布，随着一些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有必要面对如下一些事实。
首先，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并且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其次，五大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了相应决议，这在党以往的历次会议上还无先例。这为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有新的贡献。四大曾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正是在五大上，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二是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很少注意土地问题。而五大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问题，不但重申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认识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提出的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些原则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总之，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和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非常时刻召开的，虽然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经过代表们的斗争，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对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有一定的贡献。五大后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是多方面主客观复杂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五大后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重大意义。
同时，我们也承认，党的五大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当时的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
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长时间的明确方针。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过分的忠实和依赖，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那么，以贯彻斯大林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为主要内容的五大不可能拿出挽救大革命的方案，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
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们，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党的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不足为怪。
再次，盲目乐观的情绪。
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领导人，都没能认识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上，陈独秀竟然还说：“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会遭受挫折，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
最后，没有充分认识党掌握武装问题的重要性。
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中共领导人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它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局限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924年7月底，周恩来从巴黎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年仅27岁的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明敏干练的行事风格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四大纪念馆
“钟英”两次发出通知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上海。这名中文名叫吴廷康（俄文名为格里戈尔伊•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的俄国人，此次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华，负责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通”。他与陈独秀、彭述之组成了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共四大的所有提案。为了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三人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大会的中心议题：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
1924年8月和9月，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两次发出筹备中共四大的通知。原定于11月开会，但是组织人员困难重重，大会最终推延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举行。会议的地址选在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旁，离北四川路不远的华界（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一条短而窄的弄堂。那时，已近农历除夕，此处地点比较偏僻，不易被人察觉。
中共四大遗址纪念碑
弄堂里的群英会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陈独秀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却因在党内高层年龄最大，又一直担任共产党的领袖，被党员们私下称为“老头子”。彭述之向大会做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这次党代会上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维经斯基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年仅27岁的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于1924年7月底从巴黎回国，带回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对周恩来这样评价：“活动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研究。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周恩来回国后不负众望，1924年11月份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明敏干练，对大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他表现出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的素质，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作为中共三大的中央局秘书，为筹备中共四大做了很多工作，此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在共产党内又被嘲笑为“胡汉民的秘书”，他身心俱疲，于1924年底病倒而回湘休养，缺席了此次大会。在延安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 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周恩来戎装照
党的各级领导人称为“书记
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农历除夕的前夜—— 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迈声音，那声音仿佛有雷霆万钧之力，撼人心魄。大会诞生了14项文件，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党员三人以上需成立一个支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和彭述之等五人组成中央局。从中共四大到五大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两三次全体会议，这五人主席团实际上领导了党中央机构的运转。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和党员训练三部分，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此外还有宣传部、工农部等。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了很多，陈独秀的权力也随之扩大，成为党内名副其实的“家长”。
从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大党
中共四大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正能量。192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毛泽东返回湖南后，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在领导工农运动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共四大召开时，共产党员共有994 名，年底达到1万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发展至5.79万名。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从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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