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最开放的党代会。但是，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后，不久，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因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朱德夫人、后来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朱德：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坐法？朱德回答说：不知道。康克清又问：我们两人一起坐牢还好办，遇事有个商量。若是分开怎么办？朱德说：当然分开。既然抓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康克清听了，不免有些顾虑。
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左权派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的随行卫队。
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专门派人、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谈判气氛也很融洽，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六届六中全会后，两人快两年没见面了。这时，有一批准备到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西安，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5月24日，他们与朱德同行，分乘三辆大卡车驶向延安。途中，朱德提议拜谒黄帝陵。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
北方局杨尚昆与广东的古大存、方方及从山东途径太行的徐向前等，于1940年11月同行参加七大。那正是皖南事变前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太行军区派一个旅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一个旅来接应。一行人于年底到达延安。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起这首歌时，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三年前，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路上虽然长途跋涉，也遇到过国民党军队多次刁难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都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而今，情况要严重得多。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穿过一百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他走了近半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由于会期的推延，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
鲁迅著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鲁迅逝世后，编辑和出版《鲁迅全集》成为重大的历史任务。鲁迅夫人许广平、潘汉年、胡愈之等为此都做了很多工作。《鲁迅全集》出版，受到海内外的热烈欢迎，从此它传播四方，成为人们代代争读之书。
1938年6月由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部分）
“复社”主持出版
鲁迅逝世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胡愈之等中介，由宋庆龄、蔡元培等设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鲁迅纪念委员会的一大任务，就是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先由许广平搜集，作了初步整理。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租界局势紧迫，许广平联系纪念委员会，但此时宋庆龄、蔡元培已赴香港，纪念委员会由胡愈之主持。胡愈之就以复社编印《西行漫记》的人力物力，组织编印《鲁迅全集》。
许广平后来在卢沟桥周年纪念时写了《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称：“全集的出版事宜，胡愈之先生且拟以其手创之‘复社’，担承斯责，广平亦即欣然承诺。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之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约定以编辑责任，归鲁迅纪念委员会，复社则主持出版，代理发行。”
鲁迅和许广平及周海婴
每套只售8元
鲁迅一生著作恢宏。《鲁迅全集》包括作品、译作和古籍辑录，几乎包括当时所见的鲁迅全部著译，全集共600万字。以出版的印刷、纸张、装帧等费用计，经测算二十卷成本每套为20元。当时20元是一个大数目，一般读者是难以问津的。
胡愈之毕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出版人。为了使《鲁迅全集》能广泛发行，使更多读者有能力购买，即将每套《鲁迅全集》作大幅压价，只售8元。那么如何补齐亏缺呢，他想的办法是，另出精装本，配以木制书箱，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字样，每套定价100元。因为精装本实际成本仅30元，这样卖出一部分精装本，就可以以盈补亏，《鲁迅全集》的出版便不至于出现赤字。
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发行，共发行一千套。
《鲁迅全集》还发行了装帧精美的纪念本。纪念本装帧精美至极，书名烫金印成，纸系道林纸，每册均有黑与紫红两色的硬本护套，书页饰有金粉。纪念本于1938年8月1日出版，作为非卖品，主要被鲁迅纪念委员会和许广平用于赠送。
纪念本只印刷二百套，每套书在版权页处都注有编号。其中送给潘汉年的一套，编号为002。潘汉年很喜欢它，始终带在身边，形影不离。
复社遗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174号
预订款项源源而来
《鲁迅全集》即将出版，胡愈之也忙碌起来了。普通本主要在上海办预约，预收书款；精装本在本地销数有限，还得赴香港和内地作推销。
胡愈之在香港通过召开茶话会，邀请方方面面人士参加，请他们预订《鲁迅全集》；在到广州作了一番推销后，他又赶到武汉。当时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孙科、邵力子分别订购了十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帮忙推销了一百多部。
在美国的胡愈之好友陶行知和在南洋的王纪元等都应邀帮忙推销《鲁迅全集》精装本，预收到款共达四万元。胡愈之到了武汉后，再也没有回上海，他出任了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持文字宣传的第五处处长。但所推销后预付款源源不断由各地汇至上海，保证了《鲁迅全集》的顺利出版。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样本
时常翻阅
毛泽东向往鲁迅，也向往有《鲁迅全集》。
1938年1月12日，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当时《鲁迅全集》还未出版。同年8月，当二十卷《鲁迅全集》出版后，毛泽东通过上海地下党辗转得到了一套纪念本，这套纪念本编号是第058号。也有说毛泽东得到的是从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一套精装本。
毛泽东把它放在延安自己居住的窑洞里，时常翻阅，爱不释手。1947年在撤出延安，行军陕北山山水水时，毛泽东虽然轻装扔掉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书籍，但这套《鲁迅全集》一直被他带在身边，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上香山，从香山带进中南海，二十大卷，一本不缺。
毛泽东曾指着这套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情地说道：“这套书能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要首先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战士们啊！”
1938年6月由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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