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
那么，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样形成并逐步得到全党认同的呢？它又是如何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基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我们党在各地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大都失败了。当时的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积蓄和发展力量？革命的重心是放在农村还是城市？当时，从世界范围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城市武装起义一种模式，而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照抄马列主义本本，排斥和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结果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这条道路及与这条道路相关的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基本思想和原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并达到逐步成熟的。为什么毛泽东思想能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呢？第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就为他能够更好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进行理论思考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第二，大革命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党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多重矛盾和艰苦斗争为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处理矛盾、总结经验提供了实践基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清算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都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势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这为毛泽东同志更好地集中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革命斗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面临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局面，迫切需要对新的局势、新的变化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会面临新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在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重要著作，深刻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战略和策略，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钱、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
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之后，他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系统总结并已日趋成熟。
毛泽东思想和理论被全党所认同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42年初我们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全党的传播，有力批判和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理论在党内得到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当时，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不约而同地都在思考着如何用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命题；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接受和赞同。
党的会议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对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的概括为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的论断。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第一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从此，毛泽东思想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就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1920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创办《浙江新潮》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时期是一所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学校。它培育了不少进步的有志青年，其中一个就是俞秀松。
1916年，年仅17岁的俞秀松考入第一师范学校。俞秀松在校期间，求知欲旺盛，爱寻根究底，并立下志愿：“做一个有利国、有利民的东南西北人。”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三W（英语“谁、什么、为什么”的缩写）主义者”。
青年俞秀松
俞秀松非常好学，他曾通过陈独秀介绍，向精通五国文字、国内最早接触《资本论》原版者之一的马一浮请教什么是剥削和剩余价值等经济学基本理论。
五四运动后，俞秀松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夏衍（沈乃熙）等人一起商量创办刊物，以启发民智。他们把刊物取名为《浙江新潮》，以区别当年留日学生蒋方震等所办的《浙江潮》。《浙江潮》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份刊物，《浙江新潮》思想更激进，它以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成为浙江新文化的一面旗帜，并与湖南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齐名。
《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刊载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大为震惊，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要求抓出罪魁祸首。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师学潮。俞秀松因此被迫退学。
1920年，俞秀松准备去北京大学旁听，他给父亲写信要点路费，信的开头称父亲为“韵琴同志”。父亲对这一称呼既陌生又生气，只汇去了一块钱，回信告诉他说，“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一切问题岂不都解决了”。俞秀松走投无路，幸亏亲戚好友解囊相助，他才如愿来到北京。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公开宣称“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建团目的是为培养挑选预备党员
在李大钊推荐下，俞秀松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俞秀松是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
经陈独秀提议，可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在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俞秀松为第一任书记。最早的成员有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8人。
青年团成立伊始就和共产党的事业休戚与共。团组织的名称就是陈独秀命名的，因为他一度以“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自称，所以青年团也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先驱》第八号还阐明，建团的目的是为了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
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半秘密半公开组织。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共产党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团干党的工作，党做团的工作，要真正分清这是团的工作，那是党的工作还很困难。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给予的组织罢工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优秀传统。
经过反复酝酿，俞秀松还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将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建团。不久，李大钊开始在北京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刘仁静等人。1920年12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成立团组织，新民学会的郭亮、夏曦、罗学瓒、萧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团员。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成为共产党得力的左右手。
“最好的一个”
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各地青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在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门外挂上招牌。可以说，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
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年轻的俞秀松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中国青年革命运动情况、上海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等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密切关注。
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达林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说：“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其大多数成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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