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为何远赴国外召开
八七会议作出召开六大决定时，并没有考虑将会议地点定在莫斯科。因为在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曾提议六大在港澳召开。最后，众所周知，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这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为什么在莫斯科召开呢？原因很复杂，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干部不断被敌人杀害，连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也于1928年4月21日被敌人杀害，党的组织也接连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即使勉强找到，也要时刻冒遭受破坏的危险，并且环境的不安宁也会给参会人员带来焦躁情绪，不利于心平气和地、认真深入地进行工作、讨论解决问题。
第二，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共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于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请求。
第三，当时党的经费比较困难，很难负担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花销。这从苏兆征、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信中，他们提到：“共产党人当然不应只关心改善自己个人的物质状况，但是党怎么能在同志们的最低生活费都不予保证的情况下来迫使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呢？”另外，盛岳也曾介绍到：“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要花费俄国人一笔可观的外汇去把中国代表们接来和送出莫斯科。”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拨款为20万卢布，6月14日六大召开前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拨出9万卢布经费给中共应急，这才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
第四，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还比较稚嫩，党中央还不能独立地解决党内遇到的问题，仍寄希望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可以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并要求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斯大林、布哈林能有一人出席大会。
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召开会议。在充分讨论后，会议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3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央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上海工人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他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1920年4月29日，上海七大工会团体共同发表《工界宣言》。这份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蓄势待发。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的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漫画（叶天底作，陈望道题字）
上海工界彻底觉悟
之第一次
1889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把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这便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此后，每逢劳动节，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都会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
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年，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街头向群众散发传单，介绍劳动节的缘起。但中国工人阶级首次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则是发生在1920 年，这其中又以上海工人的纪念活动最具特色。
自19世纪40年代起，上海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至1919年已拥有5万之众。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跃上历史舞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的一番慷慨陈词，引得台下阵阵掌声。在演讲中，陈独秀深入浅出、形象地将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4月18日，上海七大工会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举行五一纪念大会。与会众人采纳了陈独秀的建议， 将大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还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
会议决定5月1日当天，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用事业外，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列队游行以示纪念。26日，七团体再次开会，确定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即坐落于方斜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为发动广大工人踊跃参加，七团体印发了内容简明易懂的传单广为散发。
建于1917年的西门体育场
由于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申城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使得北洋政府惊恐万状。淞沪护军使署与淞沪警察厅于4月底相继发出布告，严禁工人集会游行。与此同时，淞沪护军使王宾还将西门体育场所在斜桥地区划为戒严区域，白天也不准市民通行。
纪念大会一波三折
5月1日，天刚蒙蒙亮，军警就强占了西门体育场。只见体育场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口，如临大敌。驻扎于场内的步兵、骑兵和机关枪炮队不下五六百人。体育场周围还有不少手执藤条的兵士，见着路过的行人，便挥鞭驱逐。但工人们并没有为军阀的武力威胁所吓倒。
中午刚过，就有许多工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西门体育场。邻近1点钟，体育场周边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鉴于体育场里布满军警，大家只好退至体育场对面的顾家花园中。
因军警一再阻挠，大会组织者不得不四度更换集会地点。他们先是决定前往位于提篮桥的精武会体育场，后又转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会体育场，在屡遭军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后，纪念大会只得选在青年会体育场旁边的广场上进行。军警起初答应许以5分钟的活动时间。孰料，正当演讲即将开始之时，军警再度前来干涉，勒令场内的工人退去。
无奈之下，纪念大会转场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荒地中举行。即便如此，当局仍不依不饶。沪军第三十九团第二营一路尾随而至，“见工界人士并无何种特异举动，遂整队而去”。由于会场数次变动，实际到会的人数减至几百人，可这并不妨碍与会者高涨的热情。大家高声歌唱，挥舞旗帜。一个名为“知学会”的学生团体还专程送来了两车面包，犒劳参会的工人们。
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荒地上的一辆小推车被充作临时讲坛，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还通过了要求每日工作8 小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各业工人应联合起来等三项决议。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上海《星期评论》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的《劳动日纪念》专号
黑暗里透出一线儿红
五一纪念大会闭幕了，但上海工人的纪念活动并未就此终止。军阀当局的弹压反倒是进一步促发了工界的觉醒。当晚，七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情绪激昂，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形成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两份文件，于会后发表。
在《上海工人宣言》里，工人代表们理直气壮地写道：“多谢今天军警的强横行动……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迫我们的人胆战心惊。”上海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决心跃然纸上。《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则对苏俄政府放弃沙俄时代在华特权表示感谢，并对苏俄工人表达敬意。
尽管没有亲临老靶子路劳动节纪念大会的现场，但5月1日这天陈独秀并没有闲着。他与施存统、陈望道一起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他筹备两个多月编就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也于是日同读者见面了。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刊登了孙中山、蔡元培和许多工界人士以及工人的题词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目录
就在上海工人阶级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的当天，北京、广州、漳州等地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这一系列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地透出一线儿红”，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翌年，随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工人纪念五一劳动节成为常例。1921年五一前夕，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和北大进步学生还共同创作了我国第一首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歌曲——《五一纪念歌》：
美哉自由，
世界明星。
拼吾热血，
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尽。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
走上光明路。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不分富贵贫贱，
责任唯互助，
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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