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个当时最多时拥有9万多名党员的政党，在一个拥有广袤国土的国度里，为什么不在本国召开代表大会，而要不辞辛劳、移师万里，前往遥远的欧洲，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召开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是些什么人?这次大会发挥过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危急关头确定召开六大
1927年春夏，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段。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右派把持和操纵下，也相继以残忍的手段进行“清党”。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期的300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上被解散。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27年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错误，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着重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必须发动农民和开展武装斗争等迫切问题作了阐述。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面对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巨变，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要在6个月内准备召开中共六大。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所以临时会议没有把大会召开地点确定下来。
考虑到1928年春夏间莫斯科将相继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中央领导几经权衡，决定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开，并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1928年3月，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共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正式回电，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走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信物。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由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16个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会议的成就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
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其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会根据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全党贯彻六大路线取得较大成绩，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复，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五四”中的上海学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3000多名学生，高呼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队伍游行至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示威后，部分愤怒的学生烧毁了赵家楼亲日派代表曹汝霖的住宅，一把火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焰。上海学生奋起响应，并将学生运动引申为以工人为主体的“六三运动”。
巴黎和会
登凳一呼，
“上海学联”应运而生
5月4日晚，复旦大学校园里灯火通明，《民国日报》主编兼复旦教师邵力子，正在报告刚刚得知的，北京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被捕50余人的详细情形。
群情激愤中，忽然，文学系学生何葆仁跳上一张凳子，大声呼喊道：“同学们，我们不能再犹豫观望了！我们要马上联络上海全体学生，坚决采取一致行动，声援北京。”话音刚落，大家轰然响应，很快就推举出28名同学连夜分赴上海各校联系报告，并请各校代表出席5日下午在复旦举行的上海学生联合会筹备会议。
在何葆仁的主持下，5月5日下午，30余所上海大学、中学的代表出席了筹备会议，议决各校先组织学生分会，推出代表后再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接着，上海各校首次发表了联合请愿公电内容：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暨京报转各报馆，广州军政府、南京李督军转各省、各机关、各报馆公鉴：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噩耗传来，举国震骇！吾民当戮力同心，为政府后援，力争至最后之一日而后已。北京各校学生激于公愤，发生示威运动，凡我国民，咸表同情，若政府弁髦民意，滥肆权威，则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当前仆后继以昭正义。上海各学校学生全体公电。麻。”
5月7日，何葆仁带领学联筹委会，组织上海各大中小学学生在内共2万多市民，群集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通电全国，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废除中日间一切有损国权之条约，收回青岛，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会后，由大、中学校学生前导，各小学校学生居中，各平民团体殿后展开大游行，人人均手执小旗，上书“力争青岛” “抵抗强权”“共诛卖国贼”“废除密约”“挽回国权”等口号，浩浩荡荡，经过法租界至外滩德国总会，向正在那里举行南北和议的代表请愿。
5月9日，是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各学校停课一日召开国耻纪念会。何葆仁率领各校学生在城内邑庙演讲和分贴揭贴，“劝告同胞一律抵制日货”。在他们的鼓动宣传影响下，上海工商各界迅速掀起了不可遏制的抵制日货的澎湃浪潮。从洋货业商人、店员、纱厂工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到黄包车夫、成衣匠、理发匠等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活动。
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所正式成立，“登凳一呼”、沉毅果敢的何葆仁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首届会长。他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期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并通电全国各校请即响应。上海学生运动至此走上了统一行动的轨道，声势更加浩大。
上海学联在何葆仁的领导下，与上海工商各界联手，同北京学运紧密呼应，“全体实行罢课，取一致行动”。罢课学生召开各种爱国大会和游行示威活动，有组织地上街，利用图画、演剧、号外等各种形式宣传演讲、分发传单、检查日货。
学生大游行，
商家纷纷拍掌欢呼
5月31日，上海学联为追悼北京学生郭钦光于5月4日这天游行时呕血而死，在西门体育场召开纪念大会，由何葆仁主持，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应邀演说。许说：“人孰不有死，而独为郭君悼者，正以其有牺牲精神与坚强毅力，足为我辈法耳。”最后由与会的23所女学校学生齐唱追悼歌：
黄河如带，
泰山若砺，
大好是中原；
商於献地，
督亢呈图，
媚外无心肝；
血性男子，
爱国健儿，
赤手挽神州；
城狐未除，
陈东骤死，
一死警千秋！
许德珩
大会结束后，由何葆仁宣布大游行，与会的82所大中小学校学生手持长联、横幅和白旗，路经河南路、南京路、霞飞路，沿街大小商店均下半旗志哀，各店店员和老板纷纷拍掌欢呼。就此景象，当时《申报》报道：“商人之与学生表同情，已可概见。”
在学生运动的感召下，上海出现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并举的“三罢”局面，使上海这一东南最大商埠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水电危急。
与此同时，东南许多城市，如南京、镇江、宁波、芜湖、安庆、南昌、嘉兴等听闻上海“三罢”运动后，亦纷纷跟进。
不罢免卖国贼，
决不上课
“三罢”运动令北洋政府当局胆战心惊。6月6日，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召开工商学各界联会。他一方面花言巧语地说什么曹、章、陆三人也有羞耻心，会自动辞职的；另一方面却赤裸裸地威胁道：“上海为大都市，五方杂处，稍一不慎，极易引起紊乱，破坏治安，那时本人职责所在，唯有军法从事。”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县商会会长顾馨一等立刻逢迎说：“军使说明日开市、开课，谁敢不从。”会场氛围顿现紧张，许多商界人士出现了动摇之态。
见此情形，与会的上海学联总干事、复旦大学学生朱仲华（承洵）不顾劝阻，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挺身而出，发表了长篇演说。他沉痛地说：“诸位，此次学生罢课，牺牲课业、前途乃至性命，实在是为救国民于水火的万不得已之举。至于卢军使所谓曹、章、陆有羞耻心，会自动辞职之言，请问，人而至于卖国，还会有羞耻心吗？”最后，他高呼：“我代表上海二万学生郑重表示：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朱仲华的演讲，掷地有声，感人肺腑，顿时使整个会场空气为之一变。澄衷学校校长曹慕管当即起立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并劝商界各位老板和经理要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各界人士也纷纷起来呼应，甚至迫使出动警察驱逐、殴打学生的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不得不当场道歉。卢永祥、沈宝昌等眼看众怒难犯，不得不于6月8日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免去曹、陆、章之职以息风潮。全国各界也纷纷以措词激烈的通电施加压力，终于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并于10日公布了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命令。
事后，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专门接见了朱仲华等人，并手书“天下为公”相赠以示鼓励。
孙中山为朱仲华题词
6月16日，各地学生代表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何葆仁担任了实际负责的副会长。该会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团体。当北洋政府于17日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时，全国学联又联合上海各界于19日致电北洋政府表示誓不承认巴黎和约，并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与此同时，全国各界亦纷纷要求政府拒签和约。
中华全国学联总会
6月28日，巴黎和会协约国对德协议签订，中国代表在据理力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拒绝签字。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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