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三大就是中央局成员，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但是他开始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还是始于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从此逐步形成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里是就其主要成员而言）。其中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从遵义会议到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包括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其后，毛泽东提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直到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英明决策，使他发挥了坚定的核心作用。
但是，1937年 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偕同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支持王明主张。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回国后，“进攻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1938年 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党内状况，起了重要的作用。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在 1938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表态：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为较快地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围绕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二是从六届六中全会至 1943年 3月中央机构调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有一定变化。张闻天在参加 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主动要求赴陕北、晋西北调查研究，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弼时 1940年 3月从共产国际回国后任中央秘书长，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三是从中央机构调整至 1944年 5月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刘少奇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刘少奇过去 10年在国统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会后，中央决定调刘少奇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43年 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实际上成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主要领导人。
四是六届七中全会至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基本定格。六届七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工作。而七大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三个层次：由 7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13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5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这是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是其中杰出代表。一般认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事实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种制度形式从 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起一直沿用到 1956年八大。
正如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邓小平曾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南京、上海的两个中共办事处保留，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主持，上海办事处改称上海联络处，由钱之光主持，董必武又是两个办事处的最高领导人。
董必武（左二）与友人合影
特务强占联络处
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继续搞和谈欺骗，致使美国特使马歇尔也难以自圆其说。1947年1月8日，他只得表示，调解失败，返回美国。1月29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发表声明，美国退出军调部。
和谈恢复无望。1947年2月开始，双方却不再提出和谈，只就中共办事处撤退一事进行交涉。
1月11日，中共和谈代表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根据中央指示不再返回南京。当时，上海办事处的人员都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日夜监视。有次，负责人钱之光、刘昂外出，发现特务跟踪多时，一直没能甩掉，后来他们还是在外滩汇丰银行，从前门进后门出，这才甩掉了尾巴。
国民党当局步步紧逼，对重庆、南京和上海的中共机构下毒手了。
2月27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封闭了《新华日报》。2 月2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联络处，勒令要在3月5日前把人员撤回延安。当天黄昏，军警宪特一伙人闯进联络处，强占了那层半地下室的一楼，把电话线切断，把人员全都赶到二楼。一个自称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对钱之光说：“奉上级命令，从现在起，你们不准出门。”接着，他把一张司令官宣铁吾的“快邮代电”交给钱之光。内称：查该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乱，复在本市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本部为确保治安，通知该党在沪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所有撤退人员及其眷属，限于3月3日前开具名单，送部核办。
钱之光当即提出强烈抗议，随即命两个工作人员把守一楼楼梯，防止他们上楼，以便清理文书、档案和重要物资。
黄金电线暗道
那天，董必武同刘昂外出拜访民主人士，归来已近午夜。汽车刚到联络处大门口停下，聚集的特务蜂拥上来喊道：“你们被监视了！”董必武义愤填膺怒斥：“闪开，我要进去！”
董必武进了楼，钱之光向他汇报发生的情况。董必武听了，走向窗口朝外望望，一会儿回转身对众人说：“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们在这里，就要同他们作斗争。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里，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
联络处人员用厚毯把窗子遮起来，不让楼下的特务注意，然后把应销毁的档案、照片烧掉了。
让董必武、钱之光为难的是，联络处有一批从解放区和其他渠道转来的三千余两黄金。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导演一场搜查囤积、倒卖黄金的所谓“打金老虎”闹剧，如果这些黄金被他们发觉，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在政治上也会造成恶果，他们定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联络处成员。可是黄金毁不了，事先与上海地下党也未接上头。怎么办？
就在这个关头，有工作人员偶然发现墙上有个电门开关坏了，里面有个小小的电线暗道，一直通下去！大家便试着把黄金包上布，从开关洞口扔进去，就这样终于把黄金藏好了。
从容应对险恶局面
延安中共中央得悉重庆、南京和上海等地情况后，周恩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他以正式公函通知驻京代表董必武，表明政府最后决裂的决心，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并须延长撤退期限至3月底。周恩来还打电报给董必武、王炳南，要他们在上海、南京分别询问吴国桢、宋子文等人。
3月1日，董必武找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不肯会见，董必武又找到宣铁吾，痛斥：“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宣铁吾支支吾吾，难以回答。董必武对他说：“我将立即离开上海去南京，办事处其他人员随后离沪，在这期间，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董必武还在办事处四楼对全体人员作了一次报告。他分析形势，对前途作了三种估计：“第一种，是把我们送回延安；第二种，是把我们软禁或关进集中营；第三种，把我们的人一个个抓走，分而治之，使彼此不知死活。”他嘱咐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进集中营。当场还给每个人发了两把牙刷、一支牙膏、两件衬衫、一双布鞋，准备坐牢时用。
国民党当局逼着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消息在上海传开后，群情激愤，还有很多记者赶来采访，但都被特务挡了回去。马寅初、柳亚子闯进办事处拜访董必武，特务威胁说：“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马寅初愤怒地说：“蒋介石把我关那么长时间，无非是再把我关起来，我不怕这一套，我是非进去不可的。”特务只得让他进去了。他们要离开时，特务又刁难。柳亚子说：“我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特务不得不放他们走。
中外记者采访，都被特务挡在门外，董必武就叫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在二楼阳台上与围在门外的记者和民众进行谈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3月2日，董必武离开上海去南京。
“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董必武在南京分别找了张治中、邵力子、宋子文和陈诚，还见了司徒雷登，当面谴责国民党关死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暴行，并提出：“上海办事处的人员不到南京，我就不走。”
董必武走后，上海办事处只剩下钱之光、刘昂等十三人。钱之光已组织人员把藏在墙壁里的黄金取出，装进新制的布马甲夹层中。3月5日，国民党上海当局派来大批便衣警察押送，从马斯南路到北火车站所经过的街道，都戒备森严。办事处人员乘一辆大客车，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便衣监视，车前有四辆摩托车开道，并带警报器，车后还有押送的汽车。火车的车厢，也只乘办事处人员和监视的便衣。当天下午，一行人就到了南京。
3月7日，四架美国飞机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回延安的有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梅益、华岗、潘梓年、陈家康、童小鹏和刘昂等74人，同行的还有6名美国记者。国民党当局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等前来送行。张治中对董必武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董必武风趣地回答：“两三年以后，我们要到北平去了，那时候我们来接你，你就变成客人了。”
上海工委部分成员在周公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门口合影，左起：潘梓年、陈家康、钱之光、华岗
在机场，董必武发表了书面谈话，内称：“十年来从未断的国共关系，从此断矣！”“目前虽战火蔓延，中国共产党仍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其果”。
董必武将登临飞机时，招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他的预言后来被言中了。两年后，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前往北平作和平谈判，最后还参加了新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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