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时针指向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
香港会展中心新翼灯火辉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这是中国人期盼了一个多世纪的庄严一刻，这是记录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一刻——洗去百年屈辱，香港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开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维港两岸，长城内外，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1982年，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国：中国政府决定不迟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邓小平同志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
中英两国领导人艰苦的马拉松式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基本法制定，中英关于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问题进行长达17轮谈判，预委会、筹委会成立……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实现了和平回归，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
20多年来，“一国两制”从构想变成现实，并不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同胞当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在同祖国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上，香港自身特色和优势得以保持，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不断应对和化解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正是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制度韧性的过程。香港国安法出台，推动香港由乱到治；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紫荆花开正烂漫，香江潮涌启新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求同存异，和衷共济，踏上再出发新征程的香港，明天将更加美好！
钱氏祖上即有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是这则家训的忠实践行者，他一生不慕奢华，淡泊名利，始终拒绝钱财的诱惑，远离世俗的喧嚣，保持淡定从容、无欲无求的态度，胸怀宽广、心谋天下。
因此，钱学森常说：“我姓钱，却不爱钱。”
1949年，钱学森被聘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戈达德”教授时，年薪约为1.2万美元，相当于1955年时的29541元人民币。除此之外，钱学森还有其他兼职，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丰厚，足以使他们一家在美国过着优渥而上乘的生活。尽管如此，钱学森在美国却从不投资证券，也不买各类保险，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没有任何羁绊地回国。
钱学森放弃所有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航天部前身）院长。虽为正部级高官，月工资却只有331.50元，与在美国时的收入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钱老却一点也不后悔回国的决定，还主动打报告，说国家正处于困难阶段，再三要求降低自己的行政级别及工资水平，此举令当时政府机关的许多官员为之敬佩。
虽然钱老回国后的月工资只有300多元，但在那个年代仍然算得上高收入了。夫人蒋英说：“刚回国时，学森喜欢摄影，看到祖国的新气象就不停地拍呀拍。一个月下来，光是买胶卷和冲洗照片，就能花掉一个月的工资。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太没有经济头脑了，不能再这样大手大脚花钱了。”
1956年，钱学森应邀访问苏联，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他先后在各个著名的大学作学术报告，每场报告结束后，苏方都会给他一个信封，内装一笔卢布。访苏回国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了中科院力学所。
20世纪50年代末，钱学森在中科大力学系任教，悉心培养国防科技人才。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学生们广泛使用的简易计算工具是计算尺，计算尺虽不算先进，却是当时的学子必备的学习工具。
但让钱老觉得奇怪的是，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计算尺。经过询问，才发现许多同学因家境贫寒，竟买不起一把计算尺。于是，钱老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当初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时得到的1万多块钱奖金，让学校教务人员立刻为每位学生配一把计算尺。
钱学森的一位秘书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有一次，五院调进一批猪肉，聂荣臻元帅专门关照，给钱学森家送了半片猪。一次，炊事员割了一大块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想给钱学森一家补补营养。
当他把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端到饭桌上时，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突然把脸沉了下来，十分严肃地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贫困，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居然给我做一锅红烧肉，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炊事员一片好心却遭到了批评，心里虽有委屈，更多的却是感动。只得低下头，悄悄把红烧肉端了下去。据梁思礼院士回忆，1960年前后刚好也是我国航天技术的攻坚阶段，当时，钱学森这样的高级专家在导弹试验基地工作时，也跟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经常吃酱油拌饭、光面拌辣酱，根本没什么营养，时间一久，把身体都吃浮肿了。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原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上班，1969年去世。受十年探索时期影响，他从1966年下半年起就没拿到工资。1978年，政府给钱均夫补发了3000多元工资，钱学森是这笔财产唯一的继承人。但他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不能要，就想把这笔钱退给文史委员会，遭到拒绝后，遂将这笔钱作为党费上交。
1982年，钱学森将《论系统工程》一书的稿费捐给系统工程研究小组作为活动经费。1992年1月1日，钱学森写信给朱光亚，将一级英雄模范奖金2000元及出版文集的稿费3000元，共计5000元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奖励基金。
1994年，钱学森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2001年，又获得香港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巨款，钱老分文未动，甚至没有经手，便直接委托涂元季秘书将两张巨额支票捐献给了内蒙古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这也是他数额最大的两笔捐赠。
对钱老来说，他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事也不用他操心，他的脑子里整天思考的是国家大事和科技大业。钱虽然很诱人，但毕竟是身外之物。回国后的几十年里，如果不是出于礼仪需要或出席特殊的接待场合，不论是工作还是休闲，钱学森经常穿着一身简朴的蓝色卡其上装和军便裤。
在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玻璃橱柜中，展出了一只破旧的皮包，那是钱学森当年在美国的所用之物，他一直舍不得扔掉，缝缝补补凑合着用。橱柜里还有几把扇子，上面也有多处修补或粘贴。钱学森平时勤俭节约，常用各种用过的纸张撰写讲话稿、报告提纲，用旧信封装剪贴的报纸。很难想象，科学泰斗钱学森的生活如此简朴，让参观者无不动容。
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江泽民《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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