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斯诺应邀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进行采访。会谈中，斯诺问道：“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坦言：“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
斯诺接着说：“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泽东说：“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说还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批判。
崔大脚真名不详，生于清光绪年间，霍邱县塘下村人。幼时家庭贫穷，从小就挎着破篮子到处讨饭，未能缠足，故因脚大被人喊作崔大脚。
她20岁那年，在霍邱三河尖遇到一个叫金普的青年，两人穷命相连，便在破庙里捏土拜天地成了亲。婚后生下三儿一女，一家人主要靠给地主帮工、放牛为生，没有活干时，便沿街乞讨度日。
彻底改变影响崔大脚命运的是1931年，那一年崔大脚出去讨饭时，被地主家的狗咬伤了，腿流血不止，她疼痛难忍，坐在路边哭了起来。这时从大别山下来一支红军队伍路过这里，得知情由后，便给她包扎伤口，临走又送给她半口袋粮食和几件衣服。经过这件事，崔大脚了解红军是帮助穷人翻身的，于是，她日夜盼望红军早日胜利解放全中国。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经过颍州南乡，便在当地临时建立了县委，并安排童连长率领几名战士留下，在谷河两岸开展游击活动。那时候崔大脚已经搬回到丈夫的老家崔吴庄。当她得知，进行游击活动的就是当时帮自己包扎过伤口的那支部队时，她便主动要求帮忙贴标语、搞宣传动员工作。经过宣传和发动，贫苦农民中一个月就有6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童连长了解到崔大脚穷苦出身，为革命工作非常积极，便认她做了干娘，经常往来崔大脚家中。童连长和战士白天化装成扒锅、张箩子的手艺人，出外侦探敌情，晚上回到崔大脚家里歇息，秘密地开展工作，崔大脚则到外边替他们站岗放哨。
1948年秋，颍州南乡一带全部解放，并相继建立了区乡人民政府，崔大脚担任了颍州临时办事处苗集区董庄村村长。虽然当地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反动地主武装红学会在谷河沿岸十分猖獗，他们有时会纠集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对付新生的人民政权。红学会的头目是恶霸地主张老宝，所以红学会的暴徒们甚至狂妄地叫嚣：“打八路，抢公粮，拥护张老宝当县长！”因而处在拉锯式的游击环境之中，村长崔大脚的工作也十分艰难，但她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各项任务。淮海战役打响时，崔大脚跑东家奔西家，组织担架队，催送军粮，发动妇女做军鞋。崔大脚支前积极，红学会把崔大脚看作眼中钉，千方百计想除掉她。
1949年农历三月初三，红学会准备利用郑庙逢庙会，聚集数千人举行大暴乱，想要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但他们缺少枪支，这时，有人向张老宝报告说，崔大脚藏有三支长枪。张老宝一听便派人去捉拿崔大脚。原来童连长去参加淮河战役前，为了保护军粮，交给崔大脚三支长枪、二十排子弹。崔大脚得到报信后，连忙把三支枪埋藏到一个非常隐蔽的深坑里。埋好枪后，崔大脚急忙跑到东北角的大王庄，不想却被坏人告发，落到了红学会的手里。
当天下午，崔大脚被吊在大王庄的一棵椿树上，她的儿子也被抓来拴在石磨上。红学会的一个头目油腔滑调地说：“崔大脚整天为共产党忙东忙西，今天让她‘享享福’，看她还替共产党办不办事！”崔大脚昂起头，坚定地说：“俺替共产党办事，就是为受苦的农民翻身解放，为共产党办事被你们杀了，俺觉着值！”话音刚落，她便遭到拳打脚踢，木棍乱抡，被打得昏了过去。红学会的暴徒又朝她泼凉水，但任凭他们拷打逼问，醒过来的她始终没有说出枪支的下落。
为了平定红学会暴乱，驻守在颍州的人民解放军老三团于三月初四率军赶到谷河岸。张老宝一伙闻讯决定立即杀死崔大脚。当天晚上，红学会暴徒手提大刀来到崔大脚面前，崔大脚意识到他们要对自己下手了，便坦然提出想要见见儿子。之后，她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看到儿子被绑着躺在地上，崔大脚一阵心酸，眼泪流了下来。儿子看到她来到身边，放声大哭起来。崔大脚替儿子抹抹眼泪，说：“你要记着娘说的话，要活着出去，记住出去后去郭赵里庄找你舅，他就在那儿藏着。”母子诀别后，崔大脚就被暴徒们带到了寨南角。他们第一刀削掉了她的前额，接着又削掉了她的鼻子、耳朵，最后将她的身体剁成了五截儿。
崔大脚牺牲后的第二天，解放军攻克了张老宝的寨子，活捉张老宝等几百名红学会暴徒。崔大脚的儿子也被救了出来。三月底，罪大恶极的张老宝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崔大脚的儿子崔玉海被救出来后，便参加了革命。随后，崔玉海按母亲说的去找郭赵里庄，然而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庄名，也一直没有打听到舅舅是谁。而且在崔玉海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提过有舅舅这个人，所以崔玉海一直没能破解母亲就义前说的那番话。
过了半年，崔玉海7岁的儿子嚷着要吃烧红薯，连说几句要在埋在锅灶下烧。崔玉海心下一动，急忙跑到厨房，从锅灶里往下扒，扒完灰没有发现什么，便找来铁锹继续往下挖，没多久，三把包裹得严实的长枪露了出来。崔玉海顿时恍然大悟，想起母亲就义前说的“他就在郭赵里待着”那句话，原来是“枪支就在锅灶里面藏着”的暗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颍州党史记载：1950年5月，颍州苗集的崔玉海从锅灶下扒出母亲崔大脚埋藏的3支长枪和全部子弹，交给了刚成立的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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