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 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他由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代“红色理财家”。在上海，他是十里洋场的“杨老板”，为党的印刷事业奔走效力。
毛泽民
西装革履俨然大老板
在党的所有秘密机构中，最难安排的是印刷厂，它需要有足够的场地容纳大面积的印刷机器，还因机器运行发出噪声，很难做到隐蔽。1925年11月，当毛泽民接到命令，要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一职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毛泽民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的身份进行活动。在他来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上海书店负责，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对各种革命出版物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党中央在闸北香山路创办了国民印刷所。毛泽民来到上海后，中央出版发行部与上海书店的往来，就由他直接负责和联系。
刚到上海时，毛泽民一身土布短装和布鞋打扮，为了顺利开展革命工作，他彻底改头换面，时而长衫马褂，时而西装革履，俨然一位出版界大老板的模样，风度翩翩，潇洒怡然，经常出入各大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
由于上海书店地处比较偏僻的南市，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销售量，毛泽民对申城发行网络进行了调整，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等地建起了多个分销处。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民在整顿上海书店和国民印刷所的基础上，又在新闸路培德里（即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办公所在地）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
上海南市小北门花园路（今人民路）振业路11号的上海书店旧址
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后，毛泽民又开始着手建立和扩大全国的发行网络。他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全国各大城市，在众人的努力下，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甚至发展到了香港、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党的发行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
伪装封面的革命刊物
上海书店的经营日益扩大，引起了军阀当局的注意。1926年10月，盘踞在江浙皖地区的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等理由，封闭了上海书店。为了党的宣传工作不致中断，毛泽民很快又在英租界宝山路上创办了宝山书店，继续发行革命书刊。之后，他一度赴汉口创立长江书店，并从上海将书刊秘密运往汉口。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1927年4月上旬，中央出版发行部跟随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一个月后， 毛泽民也去了武汉。
1927年冬，根据新的革命发展形势，党中央紧急调毛泽民回上海，恢复党在上海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毛泽民风尘仆仆回到上海，等待他的却是一笔“混账”。他离开的时候，中央出版发行部尚有1.5 万多元的盈余，包括存书和各地欠款，这些都是他在两年时间里苦心经营慢慢累积所得，现如今又回到了两手空空的起点。
面对混乱无章的局面，毛泽民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绪，重起炉灶。一份又一份党的刊物先后创刊、如期出版和发行，迅速打开了局面。
为了对付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搜捕和层层检查，毛泽民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终于想到利用伪装封面的方法来逃避敌人的检查。他让印刷厂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假封面，譬如《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的封面来迷惑敌人，力图保证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革命书籍能顺利到达读者的手中。
由于秘密印刷厂经常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党刊的印刷总是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还随时都有遭受通缉和逮捕的危险。
秘密转移印刷机器
协盛印刷所是当时中共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构，毛泽民兼任负责人。1929年夏，一伙巡捕房的密探“包打听”突然闯进了协盛印刷所，发现厂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他们立即兴师动众，严密封锁弄堂口，对来往的行人进行严格盘查，同时对印刷所进行大搜查。
搜查到三楼时，他们在办公室看到毛泽民西装革履，很有气派，知道他是负责人，就开始质问他。毛泽民沉着地和“包打听”进行周旋，坚称自己只是一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这些“包打听”不容分说，将全体工人集中在一个车间里，派了十几个人进行看守，又给毛泽民戴上手铐，秘密押往一家旅馆。
在旅馆里，他们对毛泽民反复盘问，但他泰然自若，丝毫不漏破绽，巡捕房的密探见弄不出什么名堂，企图大敲竹杠，索要一万元赎身费。毛泽民随机应变，与“包打听”软磨硬泡，最终用800元化解了这场危机。
基于协盛印刷所已经暴露，中央认为毛泽民和印刷厂都必须立即转移。但转移机器设备动静很大，谈何容易。为蒙蔽敌人，毛泽民想出一条良计，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协盛印刷所厂主杨杰出卖印刷设备”，同时在印刷厂门口也张贴同样的启事，以此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毛泽民加紧拆卸印刷设备，秘密地把机器全部转移了出去。
几天以后，协盛印刷所连同“杨老板”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
协盛印刷厂遗址弄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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