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巨龙。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为固我长城，抵御日寇，尽弃前嫌，前所未有团结一起，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共同构筑了抗击侵略的铜墙铁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该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抵抗。至次日晨，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等阵地被日军占领。8日晚，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率部反击，由西苑及长辛店夹击宛平城外日军，一举夺回失去阵地，全歼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的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
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蹂躏。鸦片战争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腐败的清政府不得不在每一次战败后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向帝国主义国家割地赔款，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即便如此，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多数国家并没有完全吞并中国的野心与打算。唯独曾被中国人称为“蕞尔小邦”的日本，一直抱有“以蛇吞象”的野心，意欲亡我中华。自从明治天皇颁布诏书，鼓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亲自制定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在这样的国策指导之下，选择何地进攻、寻找什么借口以及在什么时间挑起，则要视时机而定。因此，表面看似偶发的卢沟桥事变，实属必然。
不少右翼学者经常讨论“卢沟桥事变谁先打响第一枪”，实际上，这是一个虚伪的命题。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便由日本首先开火。此后，日军又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接着在日俄战争中蹂躏南满，1914年攻占胶东半岛，1928年攻入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931年侵占东北，接着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1933年又突破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直攻到北京、天津城下……几十年间，日本侵华的枪声可谓一直持续不断。
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发出动员密令，迅速向中国大批增兵，加紧侵略部署，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我华北腹地扩大进攻。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也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在装备精良、气焰嚣张、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很快陷于失败，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我同胞家园被毁，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紧接着，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国民党军奋起抵抗，在上海组织淞沪会战。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睡狮”开始了真正的觉醒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部头目曾认定只要出动10至15个师团，以三个月作战便足以打垮中国政府军主力，南京政府或者降日或者垮台，关内各地随之也会纷纷建立像“满洲国”那样的附日伪政权。
这种狂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局面的认知。中国内部曾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四分五裂，使日本军国主义有隙可乘，而一些中国人民族精神的缺失和洋奴媚外思潮的出现，更让日本对中国有了轻蔑之意：当年日军侵入中国一城一地后，经常会有民族败类组织“维持会”来媚颜接待，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现了东北众多高级官员集体附日当汉奸的现象，溥仪等清朝遗老和不少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的失意政客更是卖身投靠充当傀儡政权的头目。
然而，卢沟桥的枪声较之以前却有了新的意义。抗战爆发前，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没有在全体中国人中间形成，很多人仍然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抗争，终因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失败。但是，这次不同了，万众一心的中华民族势不可当。
“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民主人士晏阳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个自1840年以来一直多灾多难的民族，正是在这场反抗入侵的战争中浴火重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争，敢于胜利。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种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力量，唤醒了沉睡了的民族魂魄。如果说，此前日军开枪开炮的结果总是迫使腐朽的中国政府求和息事，这天之后中国方面却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持续抗战到八年后日军缴枪投降。
中国这头“睡狮”开始了真正的觉醒。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经过８年艰苦卓绝的抗争，最终打垮了骄横一时的日本法西斯。
陷敌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汪洋大海
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全民族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全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力量。
早在1935年8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以国防军为主体的“抗日联军”。1936年初起，国共双方就如何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始了多轮谈判。同年底，中共大力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从此终止。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也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敦促蒋介石尽快发表，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宣言还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为推进和谈取得进展，中共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去，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在民族危亡面前，蒋介石也改变了此前的观望和不抵抗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个表明抗战决心的政策性谈话。8月14日国民政府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大敌当前，蒋介石转变了抗战立场，决心全面抗战，遂最终同意主力红军改编后，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陕北高原、延水河畔，４万名历尽艰辛的红军指战员，为了团结抗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江南，１万多名游击战士组成了新四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该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民族危亡面前，国共两党抛弃了历史恩怨，再次走到一起。曾被洋人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辽阔的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四起。
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百团大战、黄土岭之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一起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夹击态势。
游击战、运动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明的一系列战略战术，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遥相呼应，最终陷敌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汪洋大海，注定了日军侵华战争失败的最后命运。
长篇小说《子夜》是现代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大书。作者写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金融交易所里形形色色、各路人马的明争暗斗，展示了黑暗时期的中国社会，但黎明必将到来，正如作者所取书名，“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
茅盾
在交易所寻找写作灵感
1930年4月，茅盾（沈雁冰）从日本回国，定居上海，以写小说为职业。
同年秋，他因眼疾，遵医嘱在八个月至一年内不能看书，为静心养病，整天无事，东跑西走，倒也容易与社会接触，认识都市上海的众生相，对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些。茅盾有个表叔叫卢鉴泉， 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与浙江实业银行也有极深关系，在上海买了大房子，做了海上寓公，家中来往人群熙攘，座上宾客常满，有银行家、商人、公务员， 还有南京政府的人，人说人道，构成了一个信息中心，可以了解政府当局和来自市场的方方面面消息，甚至街头巷尾的小道新闻。有个老板告诉茅盾：有个小老板为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是抛还是收。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弄清，以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
这引起了茅盾的兴趣，他经常到公债交易所去观察那些骚动不安的股民，或者装成一个商人，挤在生意场里打听行情。
当时，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已从欧美波及亚洲和上海，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民族资本企业，这使他的灵感迸发，决定以这个敏感的题材作文化背景，写一部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交响曲。
茅盾旧居（山阴路156弄）
一部涉及面广泛的长篇小说
鲁迅知道后，很高兴地对茅盾说：“在夏天就听说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要问世了。现在左翼文艺，只靠发点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茅盾为写这部长篇小说，至少更换过三四次提纲。
初稿用蒲剑署名写下的《记事珠》：A《棉纱》；B《证券》；C《标金》。三部分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它包含有经济、政治、伦理、爱情、社会风情等诸多景观，虽以中国民族轻工业为中心，但是属于粗疏、混沌的轮廓，主要角色也未出现。
第二稿《提要》，就比较接近后来成书的《子夜》了。它已确定了吴荪甫的名字，已设立了两个资产者的社会集团：一个是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资本家集团；一个是赵伯韬为主要人物的金融资本家集团，后者又与国际金融资本有密切联系。
茅盾铜像
诚恳征求瞿秋白意见
1931年4月，茅盾已写了四章草稿。当他得悉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便前去探望。在谈起写作时，茅盾说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写了四章草稿，并介绍了四章的概况以及铺开的情节。瞿秋白听到小说涉及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大为欢喜。茅盾表示过几天后请他读读草稿。
几天后，茅盾带着几章草稿、各章提纲前去，想聆听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边看边说，他认为所写的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倾向；写农民暴动，却没有提到“土地革命”这个根本问题。于是，他建议茅盾修改相应的文字。
当天他俩连续长谈了五个小时。晚饭后，本该还要继续谈，瞿秋白突然接到暗语，必须转移住址，以免遭逮捕。于是，茅盾邀请瞿秋白和杨之华住到自己家里。
在茅盾家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这部书稿，从大纲、整体设计到具体细节，其中对所写的上海两家资本集团的利益争夺，茅盾认同瞿秋白的建议，将原先构思的吴荪甫、赵伯韬两家最后握手言和的终局，改写为吴负赵胜，财大气粗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也终非金融资本家敌手，败下阵来，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民族资本家要在上海滩十里洋场开拓、发展是危机重重、困难丛生的。这个结局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
瞿秋白看稿相当仔细。他说，吴荪甫是个上海大老板，可书稿里写他所坐的轿车是福特牌，这是上海通行的轿车，不足以表现其财大气粗，应该是更高级的雪铁龙牌才是；另外，大亨在失败、绝望之后，就要失态、发泄，要破坏、摧残弱小者，所以吴荪甫会兽性发作。
茅盾认真聆听，并作了大幅度的修正、调整，分章大纲也作了重写。
子夜，黎明前的黑暗
经过一年多的笔走龙蛇，这部长篇终于在1932年12月完成了。茅盾原来打算取名为《燎原》或《野火》，觉不妥，又用《夕阳》，也感到点题平平，最后灵感涌现，他以自己每每于深夜写作、天明休息获得启发，取名为《子夜》。“子”为十二时辰之首，相当于午夜11时至第二日的1时。《子夜》不仅包蕴了黑暗的社会气氛，也涵盖着通过黑暗走向黎明的景观。子夜是黑暗深浓的时刻，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所以茅盾说：“‘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子夜》采用了中国记时辰称呼，用得相当绝妙。后来德国人弗兰•库恩译为德文，书名为“黄昏的上海”，日本人增田涉又拟译为“上海的午夜”， 都没有“子夜”那么鲜明、清楚，含意深邃。
《子夜》于1933年2月由开明书局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五千部，这在当时上海出版界是不多的。瞿秋白又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发表《读〈子夜〉》、《〈子夜〉与国货年》评论，指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子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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